氣候變遷驅動改變的急迫性 林子倫: 淨零轉型是一個願景式治理，我們必須有想像力和創意

淨零轉型不僅僅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它是一個願景式治理。我們必須有想像力和創意。

行政院發言人　林子倫

採訪｜吳心恩　撰寫｜吳心恩　　

　　「去年對我來說非常有意思。我應當時台電董事長楊偉甫的邀請，到台電一場高層主管會議進行專題演講。那時，我正思考著淨零這件事。我們總是在談論 2030 年、2050 年，其實都是未來的事情。」現為行政院發言人的林子倫娓娓道來。

　　當時，林子倫為台電設定的講題非常有趣，叫做「未來的未來」。「如果你去觀察相關的新聞或者書籍，關於未來的討論，無論是能源未來或是各類型產業的未來，各類趨勢的討論相當多元，我們其實可以古為鏡，從過去的經驗找到一些對現在的現況的『預測』。」林子倫說。

　　綜觀人類歷史演變，很多都是在針對未來進行預測，想像未來將會是如何，或許還包含很多科幻小說般的情節。「1992 年，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並通過了溫室氣體減排方案。去年 2022 年，恰好是這個公約通過的第 30 年。我們現在談論 2050 年，又是另外一個 30 年。」林子倫認為，30 年恰好是我們常說的「一個世代」，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決策無疑會影響到自己和我們的下一代。時機轉瞬即逝，這些決策都將會深刻地影響個人的職涯發展、國家的進步，甚至整個地球的未來。

　　「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非常緊迫的狀態。而我們現在恰好處於一個歷史的關鍵時間節點上。」林子倫表示。在當前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的激增導致了更加緊迫的危機感。這在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中尤為明顯。林子倫表示，雖然這些即時關切是值得關注的，但必須認識到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潛在長期風險。無論是針對氣候相關風險的討論，氣候政策可能出現的問題、氣候行動的不足以及實體風險的增強，比如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上升，都構成了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當代領袖們一直在強調這些風險的存在。若進一步考慮生物多樣性的因素，緊迫性變得更加明顯。」林子倫說。

淨零 不僅僅是技術問題 更包含對達成目標的迫切性

　　「淨零議題不僅僅是單純的技術問題。」林子倫表示，回顧過去，人們在看待環境議題時常常將其歸結於環保工程或自然科學領域。「我們並不否認這些學科的重要性。迄今為止，所有關於氣候政治或環境政策的決定，以及能源政策的決定，都與自然科學領域所提供的相關科學證據緊密相連。因此，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會需要像 IPCC (reference 1) 這樣的組織，來提供基於科學的整體判斷。然而，我們對政策和政治的理解卻遠遠不足。」

　　此外，許多決策都涉及多方面的推動，需要政策的引導，而政策引導需要資金的支援。 過去的慣例，通常會將這幾個維度，尤其是技術，視為主導因素。「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不否認一些重要的科學突破確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量的投資和技術支持會引導出更多新的發展，我們可以在許多歷史事件中看到這一點。在當前的時刻，我們所面對的情形與 100 年前或者 50~60 年前登月計畫的情境相似。歐洲將再生能源轉型視為另一次登月行動。我們必須擁有一個宏大的夢想，需要一個清晰的願景或目標 (Dream Big)。」林子倫說道。

　　「經常會有人問我『Dream Big』意味著什麼，也有許多人都認為淨零很困難，然而，現在不應該問『有沒有可能達成？』，也不是問『假設萬一如何，可能會失敗？』，而是應該問『如何成功，如何實現』。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身處在這推動的過程，我深有體悟。」林子倫表示。

　　2005 年起，林子倫就參與聯合國氣候會議至今，從國際議題的節奏和發展步驟，他觀察到了一些趨勢，包括危機的加劇和轉型的加速。舉例來說，歐盟在 2008 年提出了 2020 年的三個 20 目標 (European Union's 20-20-20 Targets)。現在可以清楚意識到達成時間被壓縮，速度也被加快，而臺灣正處於一個轉捩點。「我們並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我們對這個議題的敏感度和迫切性與國際間有一些落差。為此，我們也感到焦慮，覺得必須跟上。臺灣所面臨的氣候風險並不少於其他國家。許多國際報告指出臺灣是氣候變遷高度風險的國家，包括我們常年面臨的颱風，也包含水情問題。然而，在國際氣候框架下，我們似乎一直沒有感受到那種緊迫感，更缺乏迫切性。」林子倫提到。

　　一直以來，林子倫便思考著，臺灣要如何透過國家的層級解決氣候變遷這一道難題。面對國際上針對氣候變遷因應的策略與討論中，能源是首要也是最被關切的關鍵領域，亦是最需要跨部會溝通的領域。

跨領域溝通平台的建立

　　2010 年起，林子倫參與了當時與離岸風電產業相關的地方社區交流。「當時我們就意識到離岸風電的重要性。然而萬事起頭難，2010 年的臺灣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基礎。當時，我是直接進到當地，負責界面溝通相關的工作。」他表示。

　　林子倫早期的研究中包含審議式民主。審議式民主基本上是討論公共政策決策中公民參與的問題。因此，他也明白在多項政策決議中，讓民眾有機會發聲的重要性。「決策者應該儘早納入民眾的意見，方能讓後續的決策考慮更加完整。這也是現在企業經常談論的利害關係人溝通，無論是在商業還是公共政策方面，都需要進行這方面的溝通工作。」林子倫說明。

　　當時，林子倫也參與了許多社會溝通和公民參與的活動。「第一期的能源國家型計畫比較重視技術開發，但到了第二期，政府意識到能源的推進和政策的推動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社會方面的因素也非常重要。當時政府成立了一個包括法律、社會和人文專家的團隊來處理相關問題，我是其中一個計畫的總主持人，負責社會溝通，包含地方社區的溝通和協調抗議等事務。」

　　林子倫負責苗栗、彰化和雲林等地的社會溝通工作，並在計畫初期開始與這些區域的漁民、漁會以及當地許多 NGO (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團體進行了許多交流。「我還記得我當時辦了很多工作坊，邀請許多主導開發的單位，包含台電的朋友來參加。當時朋友還告訴我說，很感謝有這些活動，他們才能見到某些人。我們知道，有很多相關的人去到當地，卻無法與其見面；而有些是進到在地社區，但不願意見到當地的人，可能擔心被挑戰，也有在地人認為這些負責開發的人來只是來摸摸頭，畢竟當時，在地社區對這些開發單位缺乏信任。所以，從我們開始，我們慢慢建立了一個第三方平台，讓那些具有利害關係的人或單位可以在比較沒有直接壓力的情況下進行對話。我當時建立了很多這樣的平台，讓大家見面並開始討論。」林子倫指出。

　　林子倫認為，來到溝通平台上並不是要求參與人一定要說「是」，而是確保所有參與者在做出決定之前，都已經獲得了充分資訊，這是平台建立的重要原則。「你最終仍然可以說『不』，但在做出決定之前，不妨多聽聽其他可能的觀點和大家的意見。說『不』很容易，但如果我們都輕易說不，可能會失去地方社區發展的許多潛力和機會。大家都希望將社區帶往更好的方向發展，我們希望藉由平台的運作，能讓社區的朋友思考一下，對於離岸風電和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否存在一些可能的在地發展契機。」林子倫表示。

　　不少外商因為離岸風電產業政策的推展進入臺灣市場。林子倫遂注意到了一些國外與臺灣工程師思維的差異。「在臺灣許多工程師的思維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把工程或技術做好，而把社會的事情交給社會溝通團隊。但國外工程師的思維特別有趣，他們認為：當然，你可以進行分工，但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都必須會處理社會風險和溝通工作，這是他們的責任和訓練。這個概念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工程師不僅僅要解決技術問題，還要學會轉譯語言並開始『溝通』。正因為大家通常還是會向技術專家尋求意見，所以技術專家也應該具備社會溝通的能力和思維。」

　　從這些經驗中可以看出，對於新能源和技術發展來說，利害關係者的社會溝通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梁角色，也確實需要一個第三方平台來進行溝通工作。最大的轉機即是 2016 年所成立的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能源議題 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能源議題涉及到土地使用和環境保護等面向，經濟部能源局在這些議題上相對處於弱勢地位，在於他們的方案不一定能夠得到環保署或其他部門的認同。舉例來說，空氣污染就是一個跨領域的議題，這些議題都面臨著很多挑戰，若沒有一個跨部會的平台來處理這些問題，就會彼此僵持無法推展。這也是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成立的重要考量。「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在 2030 以及 2050 等能源轉型目標中進行跨部門的溝通，包括減碳議題。當時的設計非常明確，這個辦公室實際上有兩位政務委員和三位部長共同召集，這個設計在政府部門中很少見，我們需要五位部長級首長來協調，這也顯示了制度設計上的需要。我們的組成也幾乎將各相關部會的次長納入其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跨部門的合作，產業無法前進，因為每個問題都會再帶出其他問題。林子倫進一步分享一個離岸風電跨部會溝通的例子。「我記得最深刻的是針對海底纜線的討論。這絕對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記得那時候涉及的法規有千百條，非常複雜，涉及的主管機關和程序也不太清楚。想像一下，當有多個開發商在不同區塊進行開發，每個人都要拉一條線上來，這將導致海岸線變得混亂，可能會涉及到生態和居民的疑慮。對廠商來說耗費巨大，更可能破壞海岸。然而，經過大家的努力，我們最終確立了南北廊道和共同纜線的方案。」

　　林子倫進一步分享，臺灣過去就有一個海底纜線的溝通問題：臺澎海纜。「臺澎海纜延宕了快 10 年，一直到前年才完成。我們也花了許多心力進行介面協商。拉一條纜線從澎湖到臺灣，似乎不難，但纜線已經快要到岸邊了就是上不來。一下是併聯點的問題，一下是上岸點會經過雲林口湖鄉等人口比較稠密的區域，我下鄉了好幾次，台電當時也花了很多努力，終於讓這條延宕了 10 多年的海纜啟用。這條海纜對於澎湖的太陽能和再生能源設施來說非常重要，澎湖也因為海底纜線的完成，能夠與本島做良好的調節，對於電網系統穩定性很有幫助。」

　　也是這條纜線，讓林子倫意識到，單只是一條纜線的建置可能至少需要10年的溝通時間，這也讓他明白每個議題都是非常具挑戰性的。因為所涉及到不僅僅是溝通的面向，也是對政策設計和施政上的一種反饋。

太陽光電的跨部會溝通

　　在能源辦的跨部會角色中，太陽光電也是一個重要的領域。林子倫談到，一開始能源局從農委會獲得了一些不利於農業耕作的土地資料 (refernece 2)，大約有二萬多公頃。「依能源局構想，是否可以直接將這些土地用於光電發展，因為這些土地已不太適合於農業發展。」林子倫說。

　　一開始，依據資料，初步估計這些土地可以設置 20GW 的光電容量，但實務上不可能到現場針對每一塊土地進行評估，所以當這些不利耕作的土地資料經公告後，許多光電業者進一步檢視，發現有些土地涉及到生態保育和鳥類棲地的問題：這些土地原本就不是被劃為敏感區域，但因為長期閒置，已經成為鳥類和許多野生動植物的棲地。

　　「因為我長期參與環境議題的推動，和許多環保團體都是很好的夥伴關係。他們快速反饋說有好幾個區域都有相同情況。當時政府立即召開了會議，也邀請專業人士來評估，我們也邀請農委會特生中心的專家來協助，他們對於這些生物有較深入的了解，對於有疑慮的區域則決定先暫緩開發。」林子倫表示，評估結果最後發現，能立即進行開發的土地縮小到非常少部分，甚至不到預期開發量的十分之一。

　　後來，光電的推動開始往另外一個方向努力，也就是屋頂型太陽能。「因為土地問題，經過政策方向的調整，我們現在看到的數字反而屋頂型衝比較快，目前臺灣光電裝置容量，約七成多是屋頂型，地面型只占兩成。業者也因為固定躉購電價 (Feed-in Tariff) 的穩定收益，所以非常積極地尋找適合的場地。」林子倫指出。

　　在初期規範還不甚清楚的情況下，也有些業者找到了一些不適合的農地。林子倫表示，臺灣政策一向是保護農業耕作的土地，。不過這些不利耕作區通常位於偏遠地區，過去並沒有電纜或電線的設置，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電纜線和變電站的安裝會產生額外成本。這個問題也在討論中延宕了一段時間。也因此，太陽光電後來主要集中在屋頂型式，而另一方面，公民電廠也受到民間環團的積極支持。

　　基於上述種種社會與能源領域的介面對話和溝通，2017 年，能源及減碳辦公室開展了「能源轉型白皮書」計畫 (refernece 3)。

能源轉型白皮書 典範的轉移

　　「考慮到能源轉型的重要性，我們想設計一套公民參與的制度。我們參考了德國的轉型白皮書架構且每年進行檢討。這個想法得到了當時行政院長林全的支持，由經濟部能源局負責召集相關專家和業者一起進行。」林子倫分享道。當時，能源局邀請了 60 位成員並分成 5 組，每組都有官方和民間團體的代表。對林子倫來說，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整個過程中，有許多轉折點和變動，加上議題的複雜性，使得討論的時間拉長。特別是在 2017 年到 2018 年之間，遇到選舉和公投等政治事件，以及 2020 年的全球疫情，因此白皮書持續修訂。這些轉變和延宕也多少影響了政策的實施。疫情所導致的全球供應鏈中斷，也使得綠電進展受到延宕。

　　回憶起當時，林子倫認為，由於臺灣的疫情控制得宜，「我們還是能夠在 2020 年持續推動進行許多能源轉型的工作，也因為當時的選舉結果，使得相關政策能夠延續下去。如果我們再晚一年，這些成果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快速展現。這些例子都顯示出，在能源轉型中，一步一步的累積非常重要。」他談到。

　　林子倫認為，臺灣正處於一個典範轉移的過程中，將來再生能源的評估不再只看裝置容量，而是要考慮技術和社會因素的加成。這樣的轉變意味著無法再用過去的方式來計算電力系統，而是需要一個新的調度模式。可以說，淨零目標就是一個典範轉型的過程。

　　「在能源轉型中，我們也面臨了很多反省。早期有些專家對再生能源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再生能源的高滲透率會對電網穩定性造成影響，這是他們對穩定調度的擔憂。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未來的能源發展要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不是依賴化石燃料。再生能源的擴大也是為了增強能源自主性和能源安全。」林子倫表示。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人類也面臨著再生能源大規模進入所帶來的巨大變化。現在，臺灣需要的不僅僅是擴大再生能源的規模，更是全方位的社會轉型。林子倫表示，截至 2050 年，全球約有 60%~70% 的國家預計將邁向淨零排放。這個趨勢在各種報告中都有所體現。儘管 RE100 的任務仍需持續努力，各國的學者和專家正在積極進行相關研究。有些研究甚至評估臺灣有潛力實現 100% 的再生能源使用。儘管如何能夠加速和擴大進程，以及如何是否能夠加快步伐，還有許多討論。但至少確定的是，全球主要國家都專注於解決在這一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淨零轉型 有賴行動以及年輕世代的參與

　　另一個能源轉型重要的推動力是實現淨零轉型。回顧2020年左右，全球在實現淨零的背景下發生了幾個重要事件。首先是全球氣候政治議程的加速：2018 年，聯合國發布了全球升溫 1.5°C 的評估報告，這個報告促使了像英國當年領導工業革命的國家宣布走向綠色工業革命和實現淨零目標。這些先進國家在全球氣候政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英國是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同時也是 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 26 次會議）的主辦國。到 2021 年底，聯合國已經成功動員近 130 個國家宣布實現淨零目標，臺灣在同年也宣布了 2050 年淨零的目標。

　　林子倫認為，臺灣在全球淨零轉型的過程中，也必須面臨數個重要的挑戰。首先，再生能源的規模擴大成為去碳能源領域中的核心一環。其次，產業的能源效率需要進行調整，需求面的調整和製程改變皆有其重要性，以實現能源效益的提升。此外，運輸領域的電氣化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包含相關基礎設施的發展與改進。再者，負碳技術的運用，藉由自然或人為手段進行碳匯或碳抵消，亦為關鍵所在。最後，氣候治理在此脈絡下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臺灣需要建立一個完整的氣候治理架構，以應對這些挑戰，其中包括法規制定、綠色金融的推動、國際合作的促進、公正轉型，以及公民參與的培力。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奠定了臺灣現在的淨零路徑：兩大治理基礎、四大轉型以及十二項關鍵戰略 (reference 4)。「這十二個戰略就像我們考試時一定要讀完的十二本書，必須要全面落實，才有可能實現淨零。」林子倫表示。

　　這些策略中，能源就佔了其中五個核心關鍵戰略，涵蓋了節能和電網領域。其中節能一直被視為至關重要的核心要素，節能其實是最好的投資；而智慧電網和儲能則是一項關鍵戰略，特別在討論能源創新時，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在這些領域中，許多新的商業模式正在蓬勃發展。

　　「從數據分析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儲能等新型電力形式，改變了電力系統的結構。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電力管理和調度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依照傳統電廠的思維。未來還有許多其他電器和服務也存在類似的發展可能性。例如，電動車的電池可以在非高峰時段儲存電力，然後輸送回電力系統，實現車輛對電網的供電。類似的創新正在深刻改變電力系統的運作模式。我們必須探討新的管理和調度方法，而不是固守傳統的電力管理思維，新的商業模式和典範轉移正在不斷發展之中。」林子倫分享道。

　　過去，全球仰賴化石燃料作為基載電力的基礎設施，這種模式正在逐漸改變。未來的電力系統投資趨勢將會更加注重靈活性和韌性。對一般的企業而言，若只是為了應對峰值需求而投資設備，然後大部分時間處於閒置狀態，這種做法效率並不高。電力交易市場因此應運而生，消費者能夠參與需量反應和虛擬電廠的模式，將原本的消費者轉變為能源生產者。這樣的轉變正在迅速發生，並已成為未來的重要趨勢。

　　林子倫深信，未來的能源系統將為人類帶來更多的靈活性和可能性，同時也改變所有人對能源的使用和管理方式。「我們已經在臺灣看到許多新的商業模式正在發展，這些模式與未來的能源轉型和淨零目標息息相關。儘管在新舊模式移轉之間可能存在著一些社會辯論和討論，但這正是必要的過程。如果我們確信這是正確的方向，我們應該堅定地維持這一方向。新舊模式之間可能會存在拉扯和衝突，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世界正在邁向新方向，但這些變革已在現實發生。」他表示。

　　全球正在討論著去中心化、去碳化和數位化等重大轉型。這些轉型涉及多個層面，也涵蓋許多重要議題需要解決。「去年有一份調查顯示，全臺灣知道淨零轉型的人不到 30%，即便媒體有相當多報導，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社會大眾似乎並不關心這些議題，除了經典賽事之外。」林子倫打趣道。

　　許多人仍然認為淨零議題與他們無關，然而，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淨零轉型已經對所有人的生活產生了影響。林子倫認為現在迫切的不僅是觀念上的轉變，更仰賴跨世代集體的行動。「國際能源署 (IEA) 曾發布一項報告指出，出生於 1950 年代的一代人，其終身的碳排放配額大約 350 噸。而近年來出生的小朋友，如 202 0年左右出生的，他們的碳排放配額僅剩約34噸左右，相當於前者的十分之一。IEA 在考慮實現淨零的情境下得出這些數據，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消耗掉下一代的碳排放額度。」林子倫說道，這也提醒了許多人，為何淨零是一個跨世代共同的危機，這種代際間的排碳額度危機引發了公正轉型的代際矛盾。

　　無庸置疑，在討論跨世代的 2050 議題時，必須積極地促使年輕人參與和討論。然而目前看來，臺灣年輕一代對此的關注程度仍不足。林子倫認為，我們這一代有責任提供更多機會，激勵年輕世代更積極關心這個問題。

回歸到自然 回歸到本質

　　「2019 年諾貝爾化學獎授給三位發明鋰離子電池的科學家，當時瑞典皇家科學院用『They created a rechargeable world』(reference 5) 來形容他們對世界的貢獻，我對其中一句話印象特別深刻：『making possible a fossil fuel-free society』，這表示諾貝爾獎項的委員其實已經預想接下來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他們的腦裡具備一個世界觀，我瞬間有種很興奮的感覺，這不就是我們現在關心的事情？儲能和新型電池的發展，結合再生能源的使用，有可能創造出許多新的應用；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本來就需要更符合大自然的規律。」林子倫表示。

　　林子倫認為光合作用就是一項非常值得關注的自然解方，尤其是在討論減碳時。在未來，所有的焦點更應該放在與大自然共生，回到本質。「光和風本來就是大自然的饋贈，只是人類是否懂得將之儲存起來。回頭看看樹葉的例子，如果天氣很好，陽光很強，我們一般人只要站在太陽底下可能不到30分鐘就脫水，但葉子就可以撐在那邊，曬了一天下來還綠油油的。這就是大自然的機制，其實自然已經提供給我們解方。」林子倫說道。

　　林子倫覺得，就像孩童小時候試圖發掘自然世界的運作，自然界其實早已經有了答案。「我一直認為大自然蘊含很多智慧，可以幫助我們面對當前氣候與能源的挑戰。我們需要一些創意和一些想像，這或許是下一個有待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的典範正在改變，我們的系統也在改變。我們不能再用過去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當前的問題，因為未來已經不一樣了。」林子倫認為。